嚴重經濟危機是困擾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一大難題。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經濟保持平穩健康發展，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國在改革開放實踐中形成了科學完善的宏觀調控。有力有效的宏觀調控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顯著優勢，使我國能夠有效防范和應對各種經濟風險沖擊、確保經濟平穩健康發展。

　　宏觀調控是黨中央加強經濟管理、維護宏觀經濟穩定、促進經濟平穩增長的重要手段。改革開放之初，我國面臨嚴重的商品短缺。為解決這一問題，黨中央采取放松計劃管制等宏觀調控舉措，充分挖掘和釋放工農業生產潛能，大力增加商品生產，有力促進了經濟增長。此后，局部產能過剩問題逐漸凸顯，宏觀調控開始致力于擴大有效需求以實現供需總量平衡，通過解決“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問題實現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和國際化進程明顯加快，需求迅速擴張導致煤電油運緊張、部分地區和行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等問題，宏觀調控致力于及時治理局部經濟過熱，促進了經濟又好又快發展。進入新世紀第二個10年，結構性問題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黨中央及時推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舉措，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在保持經濟平穩發展的同時，有力促進了我國經濟發展提質增效、新舊動能接續轉換和強大國內市場建設。

　　價格變化是市場機制發揮資源配置作用的重要途徑，但價格高頻大幅波動則會擾亂市場預期、影響經濟穩定。因此，保持物價水平總體穩定就成為宏觀調控的一個重要目標。針對1990年前后個別領域出現漲價、搶購、擠兌的情況，黨中央果斷采取壓縮投資、凍結部分商品價格、實行價格調控目標責任制等宏觀調控政策，有效化解了價格過度波動風險，使通貨膨脹得到有效控制。上世紀90年代后期，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我國出現通貨緊縮壓力。黨中央及時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促進擴大內需、增加出口和有效利用外資，形成投資和消費對經濟增長的雙重拉動，使我國經濟步入“低通脹、高增長”的良性軌道。2012年前后，在全球通脹預期不斷增強、國內要素成本明顯上升、部分農產品供給偏緊的復雜形勢下，黨中央綜合施策，加強宏觀調控，出臺了發展生產、保障供給、搞活流通、加強監管等舉措，扭轉了物價水平過快上漲勢頭。

　　外部風險沖擊往往是一國發生經濟危機的導火索，我國宏觀調控在抵御外部風險沖擊、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在周邊許多國家貨幣大幅度貶值的情況下，我國堅持人民幣不貶值，同時采取鼓勵出口、吸引外資、擴大內需等政策措施，不僅有效抵御了外部沖擊，而且對亞洲乃至世界金融和經濟穩定作出了積極貢獻。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遠超以往，我國經濟面臨巨大下行壓力。黨中央迅速推出金融支持經濟發展、促進輕紡工業健康發展、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搞活流通擴大消費和保持對外貿易穩定增長、穩定就業等政策措施，有效緩解了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增強了市場信心和經濟運行穩定性。近一段時間，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外部環境發生深刻復雜變化，外部風險明顯增多。黨中央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統籌推進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保穩定工作，進一步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提振了市場信心，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和提高發展質量效益是我國宏觀調控的突出特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是保持經濟總量平衡，促進重大經濟結構協調和生產力布局優化;健全以國家發展戰略和規劃為導向、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的宏觀調控體系，推進宏觀調控目標制定和政策手段運用機制化，加強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產業、價格等政策手段協調配合。近年來，黨中央不斷創新完善調控思路和方式，把短期調控政策和中長期發展政策有機結合起來，更多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在鞏固“三去一降一補”成果、增強微觀主體活力、提升產業鏈水平和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等方面下功夫，大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促進了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增長動能有序轉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