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古典家具的認識，僅僅停留在說明某件家具年代、材質、樣式、工藝、紋飾裝飾等具體描述不是學術研究的全部。基于古斯塔夫·艾克、王世襄和陳增弼三位學者的學術貢獻，以及科學而完整的學科體系、考古材料，家具的清晰斷代和分期應該成為我們努力的一個方向。

　　李氏墓出土木羅漢床

　　古代家具研究的三個里程碑式學者

　　對中國古典家具的研究，筆者以為有三位學者的貢獻具有里程碑性質，他們是古斯塔夫·艾克、王世襄和陳增弼。這三位學者分別從不同學術角度將家具研究推向深入。艾克主要以結構入手，王世襄主要從工、藝去總結，陳增弼則更多借助考古材料。

　　古斯塔夫·艾克

　　艾克對明清家具研究的學術軌跡相當清晰。他有深厚的西方美術史功底，1923年來華后研究中國建筑，是營造學社成員，進而研究中國青銅器，最后終于在中國家具研究上成為一代大師。

　　1926年10月至11月，時任廈門大學哲學系教授的艾克與廈大國學研究院教授陳萬里、張星等一同到泉州考察文物古跡。對于這次考察，陳萬里撰寫了《泉州第一次游記》，于《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周刊》1927年刊出，張星撰寫了《泉州訪古記》，發表于《史學與地學》1928年第4期，而艾克則于1935年，結合他對泉州雙塔的陸續考察，在美國哈佛大學出版了與戴密微合著的《刺桐雙塔》，這是艾克對中國建筑研究的成果，書的副題為“中國晚近佛教雕刻之研究”。本書列為“哈佛—燕京研究院專著系列”第2卷，此時艾克已任北平輔仁大學教授，戴密微時任巴黎東方語言學校教授。

　　戴密微(1894~1974年)，生于瑞士羅桑，漢學師事法國著名漢學家沙皖。沙皖曾研究刺桐雙塔的雕刻，并寫有注解。1925~1927年戴密微與艾克在廈門大學任哲學教授，曾相率來泉州考察東西塔的建筑、雕刻。莊為璣先生在《泉州東西塔的歷史研究》(《泉州文史資料》第七輯，1962年9月)一文給予《刺桐雙塔》很高評價：“解放前德國人艾克和法國人戴密微合著《刺桐雙塔》，詳述刺桐歷史與建筑雕刻，附圖詳盡，琳瑯滿目。30年來，獨步書林，國人所作，尚未有超越這部書的。” 對中國建筑研究所運用的方法和取得的成果，為艾克研究中國家具做了非常扎實的學術鋪墊。

　　1939年，艾克在北京出版他的青銅器研究著作《陶德曼所藏早期中國青銅器》即《使華訪古錄》，對青銅器的研究直接確立了艾克對家具研究所采用的學術方法。

　　1944年《中國花梨家具圖考》在北平出版，艾克利用他的建筑學研究功底對明清家具進行了實測并繪圖，第一次科學解構了明清家具結構的魅力，在書中，他又運用對青銅器的結構學研究，為明清家具追本溯源，通過所收藏的著名青銅禁及一件商代青銅俎的結構分析，歸納出青銅器的“箱型結構”與“板式結構”，進而關聯到對明清家具進行結構分類。艾克把科學的測量方法及邏輯嚴密的結構分析引入家具研究，是他最杰出的貢獻。

　　王世襄

　　1985年《明式家具珍賞》及1989年《明式家具研究》的出版，是王世襄先生對中國明清家具研究的不朽貢獻，影響深遠。

　　王世襄先生以中國文人的眼界和學識，從歷史、文獻、藝術、民俗等各方面背景知識入手，對明清家具實物進行了系統研究，建立了“工”與“藝”的學術體系。他探索木工技法，全面分析繪制了家具精準細密的榫卯結構，同時，以嚴謹科學的方法，整理了匠師口語中的名詞、術語，建立標準規格，準確地表述傳統家具的榫卯體系與家具類型分類體系。他以《明式家具的品與病》，把中國文人的審美觀用于家具鑒賞與品評，使中國明清家具得以脫離傳統美學體系里對工匠的輕視而上升到“藝”的境界，使以實用為主的“中國明清家具”成為以鑒賞為主的“中國明清家具藝術”。王世襄先生總結開拓出了一個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本土的、系統的、全新的家具研究學術領域。

　　正是基于王世襄先生的學術貢獻，中國明清家具才能逐漸受到國有博物館體系的重視，才會從舊貨變成文物，才會從“中國歷史博物館辦字編號”變成“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文物編號”。

　　2013年，“大美木藝——明清家具珍品展”展覽以“大美木藝” 四個字來命名，其“美”、“藝”的定位竟與王世襄先生所致力的學術主張不謀而合。

　　陳增弼

　　陳增弼先生是艾克助手楊耀先生的學生，他意識到考古材料對家具研究的重要性。在艾克、王世襄先生學術路徑之外，陳增弼先生十分敏銳地考古材料入手，做了大量研究工作。筆者因工作關系與陳增弼先生多有接觸，陳先生曾親口向筆者談及其從考古材料入手研究家具的學術思路，只可惜天妒英才，先生過早離去。近聞先生公子陳風正致力編就先生遺稿，期待早日成書，得以瞻仰先生學術全貌。茲梳理先生研究成果如下，領略其治學門徑。

　　《漫談屏風》，《文物》1979年11月;

　　《明式家具功能與造型》，《文物》1981年3月;

　　《明式家具類型與特征》，《家具》1982年、1983年;

　　《太師椅考》，《文物》1983年8月;

　　《艾克與明式家具》，《建筑學報》1992(3)-58-60;

　　《古代的椅和凳》，《故宮博物院院刊》，1996年3期;

　　李氏墓出土木桌

　　方法論的思考

　　在前輩專家們的學術成就基礎上，拓展研究方法，對推動古代家具的學術研究水平提高十分重要。新的研究方法的探索在歷史學、考古學長足進步的今天，單純的文字著錄、文獻考訂和簡單的器物排比無疑是有缺陷的，我們不能滿足于現象的羅列，還應當試圖去解釋現象，因此，必須吸收一切有價值的研究方法，并進行方法論研究。我們必須走出思維定勢，開拓視野，那種僅僅停留在說明某件家具年代、材質、樣式、工藝、紋飾裝飾等具體描述不是學術研究的全部。家具的清晰斷代和分期應該成為我們努力的一個方向。

　　對古代家具的研究，首先應該建立起科學而完整的學科體系。這不僅包括對家具本體的研究，如榫卯結構、雕刻技法、裝飾圖案、用材材料等，還要系統研究家具的裝飾工藝，如髹漆、鑲嵌、金屬、編織、線腳工藝等,進而還應推進到更宏觀、更廣泛的古代物質文化體系的背景中去研究。

　　明代潘允徴家暖轎

　　其次，對考古材料的重視，是家具研究走向縱深學術體系的必經環節。中國家具由席地坐發展到垂足坐，至明代成為藝術經典，其形制、功用有清晰的發展邏輯，這種軌跡在考古成果中有著十分豐富的材料呈現。如戰國信陽長臺關楚墓、北魏瑯琊王司馬金龍與其妻姬辰的合葬墓、白沙北宋末年趙大翁及其家屬墓葬等等，不勝枚舉，這些材料十分豐富，是研究中國家具發展演變的珍貴資料。除此之外，對明代家具的分期研究，重要的明代墓葬如山東明魯王朱檀墓、上海明代李氏墓、嚴貞度家族墓、潘允徴家族墓、科貝特公司墓等豐富的明代家具實物模型的出土，對研究明代家具的形制演變與分期有極重要的作用。

　　最后，還要重視文獻資料研究和使用，如宋《營造法式》、明《髹飾錄》、《魯班經匠家鏡》、清《匠作則例》等專書，以及元、明極其豐富的版畫、繪畫等形象資料的排比，對家具研究均有著十分重要的參證作用。

　　明代潘允徴家族墓出土平頭案

　　審美與品評

　　審美格調的差異直接影響到學術價值判斷。王世襄先生以“明式家具的品與病”把家具審美的重要性提高到學術范疇。

　　明代眾多的文學家、戲曲家、詩人、畫家、收藏家、鑒賞家等，著有大量有關家具的論著，從曹昭的《格古要論》、文震亨《長物志》、高濂《遵生八箋》到屠隆《考盤余事》、《游具雅編》、谷應泰《博物要覽》以及王圻、王思義的《三才圖繪》、戈汕《蝶幾圖》等等。以上這些有關家具論著，不是著眼于研究家具的尺寸和形制，而是著眼于探討家具的風格與審美，這與《魯班經》的立足點迥然不同。所以，明式家具從生產之日起就一直伴隨著審美品評的推動而發展。正因為如此，明式家具才能以結構科學、比例適度，裝飾精美、手法多樣，造型簡練、榫卯精密的特點和超凡脫俗的人文氣質而成為絕世經典。它融合了中國傳統文人士族優雅的審美情趣和工匠的精湛技藝，是“技”與“藝”的完美統一。

　　明代潘允徴家族墓出土圓角柜

　　坦率地講，現在的學術界也好，收藏家也罷，對明清家具的審美并未完全契合古人精神，并未完全理解到這些絕世經典的優雅與從容，“大”與“美”。很多人沉醉于材料的貴重，雕工的繁復無度，殊不知這才是一種病態的審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