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全球化十字路口的中國選擇”高峰論壇觀點綜述當前，我國發展的內外環境將發生深刻復雜變化：一方面，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逆全球化勢頭上揚，使全球政治經濟局勢跌宕不止、暗流洶涌;另一方面，我國面臨著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經濟金融風險增大的突出矛盾與問題。

研討會綜述

日前，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以下簡稱“中改院”)與中國工人出版社、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經濟之聲等合作主辦的“經濟全球化十字路口的中國選擇”高峰論壇在京召開。與會專家學者圍繞“經濟全球化新變局與中國對外開放”“經濟轉型與結構性改革”等主題展開了討論。

舊的全球化正在退潮，新的全球化動力開始出現

第一，經濟全球化面臨的不確定性加大。

中改院院長遲福林認為，當前，經濟全球化到了一個新的十字路口，面臨的不確定性明顯增大，有可能步入一個與以往“和平與發展”迥異的時代。

中銀國際研究公司董事長曹遠征認為，以2016年美國大選為標志，全球化發生很大變化，出現了反全球化趨勢。如果這一趨勢繼續延續下去，將沖擊現有由聯合國、WTO和IMF組成的國際治理結構，對全球經濟治理體制機制帶來重大挑戰。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部長趙晉平認為，當前最大的不確定性因素是特朗普，他所奉行的是強烈的貿易保護主義和投資保護主義政策，對全球經濟特別是貿易和投資增長帶來了極大不確定性。僅從經濟角度看，如果這些政策實施，全球主要國家向美國出口將下降10%，全球貿易將下降1.3%，對應GDP將下降0.29個百分點。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指出，如果美國回歸單邊主義，全球將面臨一系列挑戰。比如，誰來制定全球經濟新規則?誰來推動新一輪國際宏觀政策協調?誰來承擔全球公共產品供給責任?這些都將成為棘手的問題。

第二，經濟全球化的新動力開始出現，自由貿易趨勢難以逆轉。

遲福林認為，經濟全球化新動力正在孕育形成。服務貿易占比持續提高，新技術革命和信息革命大大降低了全球經濟一體化成本。總的看，短期內自由貿易將經歷重大調整，中長期內自由貿易的大趨勢難以改變。

趙晉平指出，作為全球化重要組成部分的區域經濟一體化進入快速發展時期。2016年，全球已生效的自貿協定達到86個，已簽署待生效的達18個，正在談判的有71個，正在協商的有18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快速發展為主要經濟體(尤其是新興市場國家)分享自由貿易紅利提供了重要機遇。

第三，關鍵在于盡快調整現行經濟全球化模式。

張燕生認為，我們要反思現行全球化的問題，主要集中在“兩個偏向”：在金融創新和科技創新上，過于偏向金融創新;在多邊治理和霸權國家治理上，過多偏向霸權國家治理。這需要盡快得到扭轉。

趙晉平指出，新的全球化不再是以往全球化的全盤照搬，而應更具包容性，要考慮到眾多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這就需要對過去全球化模式作相應的調整。

以自由貿易為主線加快我國開放轉型進程

第一，推進“二次開放”是我國的務實選擇。

中改院決策咨詢委員會主任、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魏禮群認為，在經濟全球化處于十字路口的新形勢下，中國應該堅定不移對外開放，繼續推動經濟全球化。中國應該堅定不移參與經濟全球化，著力引領新型全球化方向。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張卓元認為，如果說“一次開放”是利用國際市場實現經濟起飛的話，“二次開放”則是以經濟轉型形成國際競爭新優勢。

商務部原部長助理黃海認為，我們首先是經濟全球化的參與者，其次才是引領者。我們堅定維護多邊貿易體系，包括WTO、聯合國、IMF，全面參與、深度參與、廣泛參與;同時，在參與中提出中國策略、中國方案，引領新一輪全球化發展。

第二，“一帶一路”將成為構建開放、包容、共享、均衡的經濟全球化新主角。

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副主任趙白鴿認為，“一帶一路”有兩個作用：一是形成新的全球治理結構;二是回答新的經濟增長點是什么，如何實現新的發展目標。“一帶一路”從提出到實施，已經成為經濟全球化的重要載體。下一步，我們一方面需要緊緊團結廣大發展中國家這樣的需求主體，另一方面也需要動員發達國家共享其成熟的管理經驗和方法。

遲福林指出，“一帶一路”將成為經濟全球化的新主角。未來幾年，在推進“一帶一路”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與產能合作的同時，需要加快構建多種形式的自貿區網絡，加快形成“一帶一路”自由貿易制度安排。

第三，服務貿易是我國“二次開放”的重大選項。

遲福林指出，適應經濟全球化新變局，要加快推進以服務貿易為重點的開放轉型。為此，一要需要加快服務業市場開放，推進服務貿易發展。二要以服務貿易為重點加快國內自貿區轉型，大幅縮減負面清單，爭取到2020年把自貿區服務貿易負面清單壓縮到40項以內。三要支持具備條件的地區實施產業項下的自由貿易政策，走出一條開放轉型的新路子。四要推進粵港澳服務貿易一體化，這對促進和服務于“一國兩制”將產生重要影響。

第四，關鍵在于思想解放。

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賈康認為，強調思想解放需要正視已形成的利益固化藩籬而求其***之道;需要正視已出現的極端化思維和觀點交鋒中的暴戾氛圍，進而加以矯治;需要正視當前流行的一些落后于時代發展的思維定勢，進而力求摒棄。

加快推進以經濟轉型為目標的結構性改革

第一，打好經濟轉型和結構性改革這張“王牌”。

遲福林指出，我國經濟轉型與結構性改革是應對經濟全球化的“王牌”。當前，經濟全球化面臨著全球需求不足的突出矛盾。我國正在發生的產業結構變革、消費結構變革、城鎮化結構變革，蘊藏著巨大的增長潛力;正在推進的經濟轉型與結構性改革將釋放巨大的經濟增長潛力，并形成新的經濟增長動能。

第二，發揮開放轉型對經濟轉型的促進作用。

張卓元認為，“二次開放”將對國內改革和轉型起到很好的推動和促進作用。以壟斷行業為例，推進壟斷行業對外開放、引進外資、引進社會資本，相比于對民間資本開放，可能更容易一些。

魏禮群認為，更深層次、更高水平的雙向開放，實質是市場在更大程度上發揮作用。產能全球布局，實質是在全球市場上配置資源。實現對外開放的新突破，需要國內市場更加開放。

第三，國有企業要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當好排頭兵。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常修澤認為，“混改”落地要具備三個重要條件：一是政府把主要職責放在“管資本”上，所有者、投資者、經營者的角色要相互分離;二是進一步完善國有企業公司內部治理結構;三是打破壟斷，市場開放。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主任張占斌認為，國有企業在供給側改革中要當好排頭兵，一是要堅持穩中求進的總基調，抓住歷史機遇有所作為;二是要在思想解放中進一步強化改革創新;三是以問題導向取得重點突破，在“三去一降一補”中發揮國企的重要作用。

第四，推進服務業市場開放。

張卓元認為，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關鍵是要推進經濟轉型，實現創新驅動，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服務業市場開放確實牽動經濟轉型全局。無論是產業結構升級，還是消費結構升級，都依賴于服務業市場開放。

第五，進一步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魏禮群指出，在理順政府和市場關系這個“牛鼻子”上，一是抓住雙向開放中市場決定有效資源配置的難點，集中發力。二是抓住雙向開放中政府合理有為作用的支點，精準發力。三是在雙向開放中真正形成政府與市場的合力。充分利用雙向開放帶來的新動力，努力實現靈活有效市場和正確有為政府的有機結合與協調統一。

遲福林認為，要把政府與市場關系作為結構性改革重點。一是處理好“三去一降一補”政府與市場關系。二是處理好國有企業改革中的政府與市場關系。三是處理好服務業開放中的政府與市場關系。四是處理好農村土地改革中的政府與市場關系，推動城鄉關系的變革。五是處理好監管變革中的政府與市場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