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陜西省榆林市吳堡縣人，經濟學教授。首次提出“雙軌制”思路，著有《價格、市場與企業家》、《中國改革30年》、《市場的邏輯》等。

記者_許智博 北京報道 攝影_劉浚

幾十年前，在陜北吳堡縣黃河邊上的村莊里，“撈河炭”曾是村民們一個重要的生活來源：每次等黃河大水退去，這里的人們爭先恐后沖向河灘，把自己的草帽、衣服、麻袋、扁擔，甚至是內褲，蓋在那些被大水從上游沖下來的煤塊上面，以示“有主”。

后來，出生于此地的張維迎讀到了英國學者沃姆斯利在1932年寫的一個真實故事：在英國約克郡的一個漁村，每次大風暴過后，潮水卷起的木頭就會擱淺在海灘上，那里世世代代的漁民們始終遵守一個規矩：誰最早跑到沙灘給無主的木頭做上標記，木頭就歸誰所有。

“這兩個地方相隔萬里，一個在英格蘭的海岸，一個在中國西北的黃河邊，兩個村子之間肯定不曾有過交流，但他們的游戲規則完全一樣。”張維迎說，“有沒有普世價值？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全世界人都遵守的普世價值。”

這種思考貫穿于張維迎過去幾年的時間，2010年，他低調卸任了北大的一切行政職務，終于獲得了過去很長時間里難得的身心雙重自由，讀書之余開始了對經濟學的反思，思考了很多超出經濟學范疇之外的事情。

2014年底，他把這些思考整理成集，再出兩本新著，一本《市場與政府》依舊保持“市場先生”的本色，論述中國改革過程中最核心的博弈，另一本《理念的力量》則讓人頗感意外，因為張維迎在書里不再是滿紙經濟學術語，他“向后再退一步”，開始論述更多常識，試圖糾正很多似是而非的觀點。

這位在過去30多年一直引起爭論的學者，這次又毫無畏懼地大聲闡述他的理念。

“會等到他們向我道歉的一天”

張維迎第一次在公共舞臺出現的時間是1982年在西安召開全國首屆數量經濟學年會。這是中國經濟學界突破傳統經濟學束縛，取得重要發展的一個里程碑，當時還在讀研究生一年級的張維迎以一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數量經濟學的幾個理論問題》引起了學術界前輩的關注。這次會議對張維迎影響很大，會后，他開始自學現代經濟學。

一年之后，張維迎在《中國青年報》發表《為錢正名》一文，文中“在一個正常有序的社會里，你能多賺錢，說明你對社會多做貢獻”的觀點，旋即引發了掀起一場全國性的大批判。

年輕時代的張維迎初嘗輿論壓力，不過他倔強地相信自己沒有錯：“在北京的茅于軾先生則來信勉勵我說，任何微小的觀念進步，都會遇到莫大阻力；改革中的新觀念，總會被自認為一貫正確的舊觀念視為大逆不道。我回信說，會等到他們向我道歉的一天的。”

在象牙塔里的張維迎已經成為了一個堅定的市場價格論者。1984年4月，25歲的張維迎寫就的《以價格改革為中心帶動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一文，第一次系統論證了價格“雙軌制”，成為了30年改革史最重要的文章之一。

同年，張維迎研究生畢業來到北京的體改所工作。9月“莫干山會議”上，價格改革成了爭論最激烈的議題，最終“價格雙軌制”成為官方政策。然而，“雙軌制”下的價格差，后來也成為了普遍權力尋租導致腐敗的誘因，因此很多人把“魯迅當年罵人的話，全罵到張維迎身上了”。

“改政府官僚之革”出現了這樣的后果，這是張維迎始料未及的，他后來感嘆：“中國的漸進改革并沒有精確的藍圖，改革的不同組成部分之間相互依賴只能陸續呈現，是摸石頭過河的‘干中學’。”

相對于死水一潭的計劃經濟，“雙軌制”有著它時代的進步意義。不過這其中艱難撬動理念變革、推動社會曲折前進的深意，并非是那些沒有接受過經濟學學術思維訓練、身在改革推動者群體之外的普通人所容易理解的。

20年后，張維迎說腐敗“這可能是制度變革不得不付出的代價之一”、“官員是改革中受損最大的利益集團”時，更大的罵名撲面而來。在那篇被媒體評論員們集體炮轟的、充滿“帕累托改進”和“博弈論”思維的《理性思考中國改革》一文中，張維迎說：“在當前改革的討論中，一些人全然不考慮政策的可行性，不考慮政策的激勵條件是否滿足，習慣于用烏托邦理想、‘文革’思維蠱惑人心。”

“對我的批評比我的觀點還要流行”

1994年，從牛津獲得博士學位的張維迎回國后進入北大，與林毅夫等六位經濟學家一起創辦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成為了國企改革、產權改革的理論推手。

三年后張維迎內部調動至光華管理學院。他以哈佛大學和美國西北大學的商學院為參照系，提出“十年內建設成世界一流的商學院”的目標，在國內大學中率先廢除“近親繁殖”，不留自己的博士生，率先停招在職博士生。

2003年，張以北大校長助理的身份參與“北大教改”，成為改革方案的主要起草人。結果，他倡導的“不升即退”、“終身教席”等諸多措施并沒有如他在經濟領域的主張那樣順利寫進中國教育的改革史，青年講師和副教授們的抗議讓他的“癸未變法”方案最后不了了之，甚至在光華學院，后來也出現了離職教授對他的攻擊。一度如他自嘲所言：“對我的批評比我的觀點還要流行。”

2004年，CCER成立十年的大會上，張維迎與林毅夫分別對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預期表達了各自的觀點。林認為只要沿著當時的路子走下去，中國經濟再漲二三十年沒問題，到2030年，經濟總體規模一定趕超美國；張維迎則擔心在未來的20年里，中國經濟增長的源泉將發生根本性的轉變，如果企業制度問題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將非常令人擔憂。

那次學術意見分歧遠沒有像10年后二人在楊小凱追思會上的學術爭論那樣，被媒體炒作放大、最后變成了一個公共話題，但在張維迎看來，今年這場關于“市場與政府”的交鋒只不過是一次雙方建立在很多基本共識基礎上的“理論的爭論”：“我們這個社會其實有很多基本共識，如果沒有，就會有更多矛盾和不和諧。人類能夠和諧生存，是因為我們接受一些普遍、公認的規則。”

今年7月7日，張維迎以一個純粹的學者身份，回歸了灰瓦紅窗綠廊的朗潤園—這里是100多年前洋務運動領導人物恭親王奕訢的園子，也是20年前的CCER成立的地方，2008年，CCER已經變成了“國家發展研究院”。

張維迎回到這里，注定會為自己一直溫和堅持的理念而繼續與世俗的誤解交鋒，在4月他的行政關系還沒有轉回來之前，他就在這里說，經濟學應從利益的研究轉向“理念”這個更為根本的社會決定力量的研究轉變：“人類歷史上的錯誤往往源于缺乏自由競爭的思想市場；由學者構成的學術市場，由媒體構成的傳播市場，以及由政治參與者構成的實踐市場，都需要寬容更多的聲音，這是人類社會進步的關鍵。”

南都周刊對話張維迎

我只是在思考一些我認為有價值的事

南都周刊：你在近兩年的公開場合一直強調“理念”的力量，是什么原因讓你開始重視這個超越了傳統經濟學的概念？

張維迎：人的認識都是要理論框架的，也許是我的腦子里銘刻著這樣的東西，遇到那些我認為是不對的觀點，總有一種發揮自己作用的沖動，會忍不住出來說話。這是人性，也是科學和思想傳播的一種方式。

從學經濟學開始30多年，理念的問題一直在我腦子里。《為錢正名》其實是一個理念認識問題，1984年我有個演講叫《企業家與十大觀念轉變》，實際上談的都是觀念問題。但是反過來看，我越來越接受正規的經濟學訓練之后，至少在寫文章的時候對這個東西反倒不強調了。

這幾年我強調“理念”問題，是和過去十多年發生的很多事相關的，90年代的改革推動的力度比較大，2004年之后，有關國有企業改革，甚至整個改革的爭論，使得改革出現了一些逆轉、停滯、倒退。因此我在思考，人的行為究竟是由什么決定的？傳統觀念上，我們覺得是利益，但是為什么有時同樣社會地位的人對待事情會不一樣？我相信是有另外的東西，這個東西就是理念。

南都周刊：我們注意到了，你的新書《理念的力量》上面還有一個問句：“什么決定中國的未來”探討這個話題，是你希望自己完成一個從經濟學家向公共知識分子的轉型嗎？

張維迎：我只是在思考一些我認為有價值的事情，我不是把我的工作僅僅當成飯碗，而是當成我的使命。我希望人們看懂這本書，這本書是在引導大家思考問題，而不是給你結論。我們現在需要思考改革，究竟哪些東西是正當的，哪些是不正當的。我是想正本清源，希望在更基本的理論上至少提供自己的所思所想。

很多時候我們說人類犯錯是因為貪婪、無恥，但事實上，有時候犯錯是因為無知。現在好多人反對市場，他們不是反對市場帶來的效益，而是說市場導致人的道德水平滑坡，這是完全錯誤的，我要批評這個說法、糾正這個理念。

大部分人接受的理念已經是傳統形成的，但人類還是有個優點，就是：他雖然比較固執，但總體上還是講道理的，你只要道理說通了，人們會改變原來的看法。這需要我們做大量的工作。

每個人都犧牲了，還有集體嗎？

南都周刊：盡管現在在中國經濟學已經成為了一門顯學，到處充斥著為普通人解釋經濟學理論的出版物，但實際上，很多中國人對于經濟學的一些基本概念，比如“市場”，可能理解并不到位。

張維迎：何止是普通人，在另一本書《市場與政府》中我就談到了這個問題。我這幾年也在反思經濟學本身，經濟學本身是為了證明市場是有效的，但是現在經濟學理論給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卻是市場失靈、需要政府干預，所以政府干預經濟的好多理由都是經濟學家提供的。如果大家接受的都是本身就有誤導性的東西，學過這樣的經濟學，去做政府工作，他就會找到干預市場的理由。

現在的政府部門跟1980年代不一樣，那時候的政府官員都是老革命，文化程度可能不高，但反而比較謙虛。現在的官員至少是本科，很多甚至是博士，他們覺得，你說的這些東西我都學過啊，這就導致政府層面在決策上容易走上歧途。所以怎么讓人們樹立一個正確的觀念，就是我們社會科學工作者的責任，媒體也有這個責任。

南都周刊：所以改變理念先要從普及和糾正常識入手？

張維迎：在糾正常識認識錯誤的過程中，每個領域都有這個問題。為什么我們現在說啟蒙？就是我們長期以來形成了很多錯誤的理念，這些理念對改革的阻力比既得利益者還要大，我甚至認為，好多既得利益者反對改革，恰恰是因為他們的理念錯了。其實市場化的改革不會損害任何人的長遠利益，但是如果理念錯了，他們就拼命反對改革。

比如那些官員，不腐敗心里不平衡，腐敗了活得又不踏實，整天提心吊膽，最后落網了又后悔不已。我們需要改革這個體制，就是因為這種體制實際上對誰都不好，讓每個人都生活在糾結當中。但是改變首先要從理念上認識到它的不好，所以我試圖在通過理念的說服來化解我們改革的阻力。

南都周刊：你在新作中，闡述的很多基本理念，都已經超越了經濟學所覆蓋的范疇。

張維迎：經濟學是一種思維方式，它研究的問題不僅僅是經濟領域的。經濟學理論不僅給我們很多指導，但也有很多誤導。目前的經濟學是以功利主義為基礎的，只注重結果，不考慮手段的正當性，我不管你想干什么，我只告訴你最有效的辦法去干就是了。比如我們為什么要拆遷？為了增產、地區GDP增加，要蓋廠房、修路、蓋商場，都需要征地，你不同意，我就強拆。這個東西短期來看似乎效果很好，政府果斷有效率。

但是我們做事的邏輯應該是，先要考慮這么做是正確的嗎？我們為了經濟增長，隨意剝奪別人的財產就是合適的嗎？再進一步講，人活著是為了什么，就是為了統計上的百分之幾的增長嗎？我們需要一個大家都舒心的社會環境，每個人覺得公正、公道：我的房子不是不能拆，但是你得給我相應的補償，讓我覺得滿意了才行，這是我的權利。保護人的基本權利是這個社會和諧的前提。

中國沒有發展出功利主義的哲學，但是有豐富的功利主義的實踐。至少從秦始皇統一中國開始，歷代統治者的所作所為基本上都是功利主義的，目標就是富國強兵，不是基于對每個人自由、權利的考慮，而是從“集體”的角度考慮，為了所謂的集體利益，每個人都要犧牲自己。但是每個人都犧牲了，還有集體嗎？

理念也要有自己的“思想市場”

南都周刊：你認為改革應該從注重發展、看重GDP的功利主義向尊重個體的權利主義轉向，但很多人還是會懷念過去。

張維迎：在我的新書發布會那晚，我提到有人懷念“文化大革命”和計劃經濟，說那個時候人們的道德水平高，這是很荒唐的，道德首先是以自由為前提的，無自由就沒道德，一個囚徒坐了十幾年監獄，這期間他從來沒干壞事，你能說是因為他的道德高嗎？是他沒法干壞事啊。道德主要包括正義和仁慈兩個方面，從這兩個方面看，“文革”的時候比現在糟糕多了，現在說拆遷，至少開始的時候是跟你談的，但是那時候你們家幾十畝地，想拿走就拿走了，沒有任何東西是你的。你有什么權利和自由？要飯都沒資格，談何正義？兒子告發老子，妻子告發丈夫，學生打罵老師，把人放在一個非常尷尬的境地，當這種現象成為普遍現象時，遠比你在牛奶里摻加三聚氰胺對社會的危害大。都說那個時候牛奶里沒有三聚氰胺，問題是那個時候你喝不到牛奶啊。

現在的很多道德問題恰恰是政府干預的結果，真正的市場要講信譽，大家都要小心維護口碑。但現在某個公司出事了，政府給一些公司特權讓它活下去，媒體想要報道，政府出面給它說話、找關系，這些公司就越來越肆無忌憚。

人都是看遠處的東西看得小，看近處的東西看得大，過去的東西記憶模糊，最近的東西記憶清楚，我們看到人心不古，其實古的時候什么樣我們不知道。對歷史的研究很重要，我們不要腦子里想象著我們過去有個黃金時代。未來，哲學家、政治學家、歷史學家都能發揮巨大的作用，僅僅靠經濟學家是不夠的。市場要有序運行是要有制度前提的，如果一個人自由的權利、財產的權利沒有得到平等的保護，那就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如果有人有特權，這也不是市場，特權介入市場之后，一定引起腐敗和道德墮落。無非現在是表現形式變了，原來是特權，現在是貨幣化。

這個問題怎么解決？只能通過削減權力的方式來解決，不能靠消滅市場。

南都周刊：你認為理念也要有自己的“思想市場”？

張維迎：思想市場的核心就是不同思想之間要平等、自由地競爭，任何一種理論要勝出是要通過說服別人，而不是強制別人。原因就是我們事前真的不知道哪種理論是對的，我認為我是對的，是因為在我現有的知識下我認為我是對的，但是沒準兒我真的就不對，只有交給競爭。

先驗選擇一種理論來領導其他理論，我們就犯了大錯。如果我們允許不同理論競爭，我們可能會犯小錯誤，但是競爭本身可能會糾正這種錯誤。比如大躍進的時候，如果當時有言論自由，允許大家公開批評，肯定不會出現這么嚴重的后果。所以我們強調思想市場的競爭是重要的，第一是因為人類的進步本身就是依賴于各種思想的競爭，第二是如果不進行這種思想的競爭，可能就會導致各種災難性的后果，所以思想市場很重要。

南都周刊：從1980年代起，這30年來因為你的很多觀念，你經常被輿論“炮轟”和“詰難”，成為爭議人物。

張維迎：你不可能責備大部分人，大部分人也沒有時間去思考理論問題。人們說話時情緒和感情色彩多一些，所以他會先驗地去判斷你，這個觀點我喜歡不喜歡。人的理性思考能力是需要培養的，并不是天然養成的。像中國的情況，人不讀書，就不會思考，不思考就會被表象的東西迷惑，就會附和一些嘩眾取寵的東西，這就是個很大的問題。

另一個方面，（爭議）這個東西很正常，從古到今，凡是新的觀點、新的思想提出之后，它的命運都一樣。它之所以新，是因為跟大部分人接受的觀念是不一樣的。在中國，孔子、朱熹，在西方，蘇格拉底、盧梭、伏爾泰，處境都一樣。如果一種觀點提出后，沒有人反對，甚至沒有大部分人反對，說明這個東西已經不新了，所以要做理論研究，你必須要有這方面的思想準備。